随着STEM教育政策的实施，科学教师在STEM教育中的重要性逐渐凸显。为更好地落实STEM教育，增强国家竞争力，许多国家相继发布科学教师政策，从根本上为中小学STEM教师的培养提供广泛的支持和质量保障。文章使用政策网络理论分析发达国家的科学教师政策，将发达国家的科学教师政策的演变阶段划分为初步探索期、蒸蒸日上期和战略完善期，分析发达国家的科学教师政策网络的行动者及其互动关系特征。最后，依据分析结果为我国科学教师政策的制定提供借鉴：一方面，建议我国在科学教师政策制定过程中动员不同行动者共同参与科学教师教育；另一方面，建议成立权威组织，连接科学教师政策中的不同网络，共同培养优秀的科学教师。

  STEM教育在日益剧烈的国际人才培养竞争中至关重要。科学教师的师资队伍建设是开展STEM教育的关键和保证，但STEM教师流失率高、数量短缺、专业素养不足等问题，极大阻碍了STEM教育的发展。为了改善STEM教育的发展现状，发达国家积极探索有效落实STEM教师教育的方案，同时建立起多样、广泛、协同互联的科学教师政策网络，为中小学STEM教师的培养提供了广泛的支持和质量保障。本研究在中国知网以“发达国家的名称＋STEM＋政策”（发达国家包括美国、英国、德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等）为关键词检索相关联的内容。在阅读相关文献的基础上，笔者进一步使用政策网络理论分析发达国家科学教师政策，以期为我国科学教师教育政策的制定提供借鉴。

  1978年，卡赞斯坦（Katzenstein）首先提出政策网络，他认为政策网络由不同形式的利益关系和治理结构构成，是政策在制定实施过程中形成的不同行动者间的相互依赖的结构 [1] 。罗茨（Rhodes）以“利益团体的分布、参与成员、垂直的相关依赖性、平行的相互依赖性、资源分配”为标准，将政策网络划分为政策社群、专业网络、政府间网络、生产者网络和议题网络五种类型 [2] 。每一种政策网络对应着不同的行动者，在整个政策过程中有不同的功能和作用。经过不断的发展与实践，政策网络慢慢的变成为政策分析领域的重要工具和研究范式。本文借鉴罗茨对政策网络的划分，分析研究发达国家科学教师政策。

  本文依据罗茨划分的五种网络类型，分析相关国家的科学教师政策文本，并将其中的主要行动者归入五种政策网络类型（见表1）。政策社群在科学教师政策的制定过程中起主导作用，主要由国家行政机构和立法机关等构成，负责政策的制定和颁布；专业网络主要从专家的角度为政策制定提供倡议和建议、对政策结果进行专业反馈等；政府间网络负责科学教师政策的落实，由各级地方政府和他的下属职能部门组成；生产者网络是科学教师政策执行和落实的主体，主要由各学校的科学教师构成，为政策的落实效果提供反馈；议题网络在科学教师政策中为政策的效果提供反馈、倡议和监督，主要由公众、媒体等行动者构成。

  对发达国家的科学教师政策的政策网络结构可以进行分析发现，科学教师政策的制定、执行和反馈最重要的包含以下网络结构。一是在政策制定的过程中，政策社群处于网络结构的中心，其余四个网络结构提出的问题与建议会影响政府政策的制定，政府会向专家网络求助，寻求专家专业的建议。二是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政府间网络是结构中的核心，负责接收政策社群的科学教师政策文件、下发给生产者网络，并监督文件的落实；此外，政策社群可以直接给生产者网络下发政策；执行政策时，生产者网络可以向专家网络求助或与之合作。三是政府间网络是政策反馈过程中的关键，生产者网络、专业网络和议题网络向政府间网络提供政策的反馈，并由政府间网络反馈给政策社群；或者生产者网络、专业网络和议题网络直接向政策社群提供政策的反馈。

  科学教师在实施STEM科学教育中起着及其重要的作用，良好的科学教师政策能有效保障教育质量。科学教师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各行动主体为了自身的目的和利益，形成了复杂的网络关系。一是科学教师政策中有政府的立法部门、行政部门、专家、教师、学生等不同行动主体，他们在科学教师政策的行动过程中相互依赖，如政府在制定政策时会寻求专家的建议，在政策的实施过程中政府和教师、学生相互配合等。二是各行动者在科学教师政策的制定和落实过程中通过交换资源保障自身权益，如专家依据科学的知识能提供有效的建议和策略，而行政部门拥有科研资金、场地等资源，二者交换资源，既能为专家的科研提供资金又能确保政府制定的科学教师政策的有效性与科学性。三是各行动者在科学教师政策网络的约束下，通过互动实现自身利益，如教师在科学教师政策的鼓励与激励下实现自身的专业发展，政府收获更多的STEM人才以保障国家竞争力。可见，政策网络理论是分析科学教师政策的有效分析框架，科学地运用该框架能够找到各类行动者采取不同策略的动机和原因，进而分析发达国家科学教师政策的特点，为我国科学教师政策提供借鉴。

  在科学教师政策的探索期，科学教师政策的数量较少，美国率先制定科学教师政策后，其他发达国家也逐渐意识到科学教师的重要性，并发布相应政策。作为最早制定科学教师政策的国家，美国主要关注STEM教师和科学教师的培养标准；其他发达国家也聚焦于STEM和科学教师培养。1996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发布《塑造未来：振兴本科教育的策略》（ Shaping the Future: Strategies for Revitalizing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着重关注K-12 阶段STEM教师的培养 [3] 。为逐渐增强科学教师培养和评价的要求，1998年美国国家科学教师协会（National Science Teacher Association，NSTA）制定了第一个全面系统的《科学教师培养标准》（ Standards for Science Teacher Preparation ）。2003年版NSTA《科学教师培养标准》在1998年版该标准的基础上进行了完善和修改，明确了科学教师培养的目标和范围 [4] 。2003年爱尔兰科学基金会发起实施“发现科学和工程”（The Discover Science and Engineering，DSE）项目，旨在增加公众对STEM教育的兴趣；2005年，法国科学团体成立教师培训中心，与当地学校合作培训STEM教师 [5] 。

  该时期科学教师政策蒸蒸日上，各发达国家都聚焦于科学教师的培养。在科学教师数量上，科学教师政策强调扩充科学教师队伍；在科学教师的质量上，政策关注培训优秀科学教师。一方面，美国既在报告中强调扩充STEM教师队伍，又通过减税来鼓励更多人从事科学教育工作，从而增加科学教师数量。2011年，美国国会陆续通过《STEM教师的教育与指导支持法》（ STEM Support for Teachers in Education and Mentoring Act ）、《2011年国家STEM教育教师税收激励法》（ National STEM Education Tax Incentive for Teachers Act of 2011 ），规定减免10% STEM相关专业本科生的大学学费，且10年之内全职从事STEM教师行业的人能享受税费减免政策 [6] 。另一方面，美德法等国家均颁布相应政策，提升科学教师质量。为规范STEM教师资格认证，美国联邦教育部通过绩效来评估教师培养项目质量，并强化项目问责制，其中竞争性拨款项目“力争上游”（Race to the Top）计划就对各州提出明确要求，以师资队伍和校长质量为基点进行教育改革 [7] 。为科学教师创造职业发展的机会、提高德国科学教师质量，2009年德国实施数学、信息、自然科学和技术（Mathematic Informatik Naturwissenschaft Technik，MINT）教育。2010年，法国教育部资助倡导的“科学卓越奖”（Prize of Scientific Excellence）教师培训项目对教师质量提出要求，强师有责任引导学生走向科学研究的道路。 [8]

  在科学教师政策的战略完善阶段，发达国家逐步加强了对教师教育政策的重视，科学教师政策趋于完善。发达国家主要从科学教师的数量、质量、地位等方面完善科学教师政策，并结合网络深化科学教师政策落实，如美国发布的《致力于超越：再培养百万科学、技术、工程、数学领域大学毕业生》（ Engage to Excel: Producing One Million Additional College Graduates with Degrees in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nd Mathematics ） [9] ，从数量上明确强调五年内培训2.3万到4.6万名 STEM 教师、十年内为至少十万新STEM教师的招聘和入职提供支持、培养百万名STEM人才。2014年英国皇家学会发布《科学与数学教育愿景》（ Vision for Science and Mathematics Education ），明白准确地提出教师具备极高的专业地位。德国政府计划从2013—2023年共投入5亿欧元推进教师培训项目的实施，旨在更好地衔接教师培训的各阶段，提升预备教师教育实践的质量。英国政府结合网络以深化落实科学教师政策，在国家科学学习网站专门开展网络模块，保障STEM教师专业发展。 [10]

  政策社群在政策制定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是STEM教师教育政策制定的决策中心。各个发达国家的教育政策制定主体因教育行政体制的不同而有所区别，大致上可以分为权力结构集中型政策社群和权力结构分散型政策社群。集中型政策社群由中央政府制定发布教育政策，典型代表是英国、德国。英国政府颁布教师政策，地方政府响应并实施教师政策。分散型政策社群由中央政府和地方共同制定和发布教育政策，包括澳大利亚和欧盟。澳大利亚各州有独立管理教育的权利，因此最初澳大利亚的STEM教师政策便是在国家顶层设计下，各州依据课程大纲、结合各州情况设计相应的STEM教育计划。欧盟制定相应的教师政策后，各成员国在欧盟的指导与建议下，结合相应的情况出台政策。

  专业网络为科学教师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相关建议，为政策的效果提供专业的反馈和分析，主要由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机构等组成。这些专业网络可大致分为国际专业网络和本国专业网络。国际专业网络发布的测试极大地推动了科学教师的发展、影响了科学教师政策的制定。国际测试包括国际数学和科学发展的新趋势研究（TIMSS）、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在本国专业网络上，专业网络的行动者主要是通过提供专业相关知识、政策咨询、收集数据、行业研究与项目评估、资金资助等形式支持和推动STEM教师教育发展，在整个STEM教育政策网络中扮演“支持者”和“探索者”的角色。英国专业网络的机构和组织最重要的包含英国皇家工程院（Royal Academy of Engineering）、英国皇家学会、科学教育代表学会（Science Community Representing Education）及各类民间组织。在美国，承担专业网络行动者角色的主要为各类非营利性机构，如行业研究机构、教育慈善基金会、学术团体。此类职能的机构还有美国科学促进会、国家教育统计中心等。最后，欧盟有专家顾问团和欧洲研究咨询委员会，多数欧盟成员国在议会内设有技术评估办公室协助议会决策和讨论问题。欧盟还拥有科学和技术选择评估局（Science and Technology Options Assessment Bureau）和由专家技术组织构成的技术评价网，主要向成员国议会就科技发展对社会、经济、环境所产生的影响提供咨询，其他的还有各种各样的形式的研究会和论坛。

  政府间网络主要接受政策社群的支配并积极给予政策响应，一般由地方教育行政机构组成。随着教育行政管理的均权化、民主化、科学化，地方教育行政机构在一定或较大程度上具有决策自主权或管理自主权。因此，在执行政策的过程中，其承担了更多职责并发挥着关键作用。例如，在英国STEM教师教育政策的制定过程中，政府间网络扮演了重要角色；相关的教育职能部门最重要的包含教育部下设的财务部、继续教育与高等教育部等，还包括部分对教育部工作提供协助的组织，如英国教育标准局、中央教育咨询委员会、学校考试评估委员会、高等教育资助协会等。英国地方教育局主要负责协调本地区教育的管理，对学校系统来进行监督、评价和指导；确保部分教育经费的分配与控制权等。

  科学教育政策中的生产者网络是政策落实的主体，最重要的包含教师、学校、教师培训机构等行动者。其中，美国STEM教师教育政策的生产者网络为学校、教师及其之间基于教师培养的目的而建立起的网络化实践社区、企业组织。2016年，英国教育部与国家教学与领导学院（National College for Teaching and Leadership）联合发布《教师STEM持续专业发展机会指南》（ A Guide to STEM Continuting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for Teachers ），该指南指出生产者网络中的培训机构包括培养STEM教师的10多种专业团体和主体协会，这些社会力量为STEM教师的发展提供内容丰富的持续专业发展项目 [11] 。此外，澳大利亚科学教师政策的实施过程中，教师专业协会和大学等中介机构与企业合作，设计并提供特定学科的专业学习，以支持培养教师。企业为老师提供资源，帮助教师将现实实践与课程内容联系起来，并提供经验（如为老师提供企业实习），以展示STEM技能在劳动力中的实际应用方式。

  议题网络会对政策社群施加影响，进而影响科学教育政策的制定。在科学教育政策中，议题网络主要由社会公众、社会组织、新闻媒体等行动者组成。一方面，新闻媒体是议题网络的核心行动者，发布教育部门的官员、学者等对STEM教师教育政策的倡导、演讲、解读和建议。另一方面，媒体等议题网络通过向大众宣传STEM教育的正面形象，帮助学生和家长深入理解STEM教育的内涵。

  教师政策制定方向性明确，一般政策制定者（政策社群）受专家网络研究结果的影响，制定实施新的科学教育政策。例如，美国政府着重关注STEM教师的培养并发布相应的政策，其重要原因为其在TIMSS、PISA和美国国家教育进展评估（National Assessment of Educational Progress，NAEP）中的测试结果不理想。美国在TIMSS中处于中等水准；PISA的排名会降低；在NAEP中，数学和科学成绩没有过大的提升。 [12] 这表明，美国的STEM教育质量不高，学生成绩提升幅度小，仍然落后于其他几个国家。为提高科学教育质量，美国着重关注科学教师政策的实施。同样，PISA和TIMSS报告数据显示，英国科学和数学成绩的总排名靠前，但学生成绩差距较大，为了更好的提高STEM教育质量，英国政府也制定STEM教师政策。

  科学教育政策执行的过程一般以政策社群为核心，指向其余四种网络类型，包括向政府间网络和生产者群体（教师和教师培训机构）下发政策、寻求议题网络的帮助来宣传教师教育政策、寻求专家网络的帮助来更好地实施政策。以澳大利亚于2011年出台的《澳大利亚教师专业标准》为例，生产者网络中，一些大学热情参加创新型STEM教师培养计划；另外，生产者网络与专家网络（各级学术学会等）合作，培养职后STEM教师。欧盟作为政策社群，为欧盟各国的教师教育政策提供指导和建议：基于欧盟核心素养指导下的科学教师培养需求，德国颁布政策明白准确地提出教师获得任职资格的要求；受欧盟颁布的总体教育政策的影响，英国于2000年公布了新版《国家科学教育课程标准》，强调了英国科学教师专业化水平的有关要求。总之，各成员国在欧盟的政策指导下，结合自己发展状况，形成了一套标准严格、特点突出的科学教师专业发展模式。

  政策反馈过程主要是专业网络对生产者网络做出详细的调查研究，并为政策社群和政府间网络反馈教育政策实施效果。以1997年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创建的Uteach本科生教师培训项目为例，该项目旨在吸引更多STEM专业的学生从事教学工作，许多专业网络的学者调研并反馈了该项目的实施效果。在项目实施期间，专业学者的评估反馈了该项目的成功之处，使该模式获得了美国联邦政府的认可和广泛的推广。 [13] 另外，一些国际组织的专业测评会反馈教育政策的实施效果，如2016年专业网络公布的PISA 2016根据结果得出，从总的来看，在欧盟的带领下，欧盟各个国家的STEM教育取得了突出的实践成果。

  科学教师数量缺口和质量上的问题是全球普遍面临的问题，我国在这一方面同样存在一些问题。基于以上教育政策分析，本研究为我国科学教师政策提供以下两点参考。

  一是在政策制定、实施中充分的发挥不同行动者的作用。2022年，教育部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小学科学教师培养的通知》中明白准确地提出，“创新小学科学教师培养协同机制”。结合发达国家的科学教师政策的分析能够正常的看到，发达国家充分动员不同网络中的行动者，共同参与科学教师政策的实施与反馈。在政策制定过程中，重视专家网络的参与（包括科学教育领域的教学专家、研究人员、教师等），为政策的有效性打下良好基础。在政策的实施过程中，政策社群应动员议题网络的公众和媒体，宣传科学教育的重要性，促进家长对STEM教育工作的支持与理解。在政策反馈中，学校领导要动员教师积极反馈政策中的问题，积极努力配合专家网络，反馈教育政策的不足。

  二是成立权威组织，连接科学教师政策中的不同网络。我国科学教育现状呈现明显的不均衡，城乡差异大、科学教育机会不均等、教育质量参差不齐。 [14] 我国可组织科学教育专家和各方人员，成立科学教师的权威组织，并以组织为中心，帮助科学教师与各网络中更多的行动者建立沟通渠道，打破壁垒，统筹兼顾很多问题，共同培养优秀的科学教师。

  [1]毛丹. 美国高等教育绩效拨款政策的形成过程及政策网络分析——以田纳西州为个案[J].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2015， 13（1）：148-165，191-192.

  [5]孙维，马永红，朱秀丽. 欧洲STEM教育推进政策研究及启示[J]. 中国电化教育，2018（3）：131-139.

  [7]杨光富.美国近年来基础教育政策述评[J].全球教育展望， 2019，48（9）：12-23.

  [10]武小鹏. 国家政策视角下国际STEM教育发展路径、价值取向和启示[J]. 当代教育论坛， 2020（2）：55-64.

  [12]杨亚平. 美国、德国与日本中小学STEM教育比较研究[J].外国中小学教育，2015（8）：23-30.

  [13]杜佳慧. 话语理论下美国STEM教育政策制定的多元主体联动机制探究[J]. 现代教育，2022（3）：44-48.

  [14]袁从领，母小勇. 教育公平下城乡小学科学教育的差异化探讨[J]. 教育理论与实践，2018，38（23）：13-16.

  作者简介：杨玉静，辽宁师范大学物理与电子技术学院硕士研究生；吴慧娟，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硕士研究生；姜静（通讯作者），青岛大学物理科学学院副教授